近代中国社会对农业改革的规划

近代中国社会对农工商的认识，与传统的重本抑末具有本质的区别。它不是为了抑制，而是力图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是从推动工商业发展的角度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以农立国，奠定了经济发展的基石，最终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

近代中国社会对农业改革的规划与设计，不仅从更高的层面上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关键作用，而且从农业近代化的角度发展农业生产，这是观念上的突破。

振兴农业是清末振兴实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由“商战”到“振兴实业”口号的提出，19世纪末20年代初社会各界开始认识到农业的发展对工商业繁荣的推动作用，并制定了相应的计划与对策。

重农抑商是中国经济思想的传统。鸦片战争后随着价廉物美的西方机制品在中国的倾销，传统的经济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商战”口号的提出反映了社会对商业的高度重视，在重商主义的影响下，发展工商业尤其是商业被认为是抵抗经济侵略的有效手段。当时的社会舆论指出，在华夷隔绝、闭关自守的时代，富强之道当以“耕战为务”，而在“中外联属”时代，必须以“工商为先”，认为随着环境、条件的改变，国家政策必须随之进行调整，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尽管社会舆论对农业问题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并不居于主导地位。

“商战”并未改变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局面。随着民族危机的日趋严重，有识之士进一步认识到“振兴实业”的重要性。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使农业开始受到重视。1897年张謇在《请兴农会奏》中明确指出了农业的发展对工商业的推动作用。他说：“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应之势，理有固然”（《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1）。他认为，只有农业的充分发展，才会给工业提供充足原料，进而推动商业的繁荣。戊戌变法时期光绪帝在成立农工商总局上谕中对农业基础地位的界定从一个侧面折射了社会对农工商三者关系的深层次认识。上谕指出：“万宝之源，皆出于地，地利日辟，则物产日阜，即商务亦可扩充，是训农又为通商惠工之本”（《光绪改要》卷24）。

如果说19世纪末侧重于从农业是工业发展的基石的角度，强调农业的重要性，那末到20世纪初不仅从农工商三者之间，而且从自然条件方面论证了以农立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在振兴农业的问题上达成若干共识。1901年，由张之洞主稿、刘坤一领衔、绅商参与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以下简称《三折》）指出：“富国足民之道，以多出土货为要义，无农以为之本，则工无所施，商无所运”，并认为“中国以农立国，盖以中国土地广大，气候温和，远胜欧洲，于农最宜”，强调“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光绪政要》卷27）。它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自然条件也适合农业的发展，没有农业的进步，就没有工商业的发展。

从近代中国社会对农工商的认识看，已与传统的“重本抑末”具有本质的区别。它不是为了抑制，而是力图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是从推动工商业发展的角度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以农立国，奠定经济发展的基石，最终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这既是认识上的飞跃，也基本符合中国的国情。

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是西方近代农业的重大进步。从近代中国社会对农业改革的规划看，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对农业的整顿，而是力图以科学技术为手段，增加农业生产中的科技成分，推动农业向更高层次的发展，亦即农业近代化，并认为这是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1896年，梁启超在为《农学报》所作的序言中提出了“肆化学以粪土疆，置机器以代劳力”的主张。次年，张謇指出：“近日上海设立农务会，专译东西洋农报农书，未始非中国农业大兴之兆”（《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1）。《三折》认为农业的衰落与科学技术的落后不无关联，并提出了具体的计划与对策：1、创办实业学堂，培养实业人才，鼓励留学，采用创办学堂和鼓励留学双管齐下的办法，并在经费和仕途上予以优惠，以尽快解决农业发展中的人才问题。2、设立试验场，采用科学方法对土壤进行化验，引进、培育优良品种，试验先进的种植和耕作方法。3、推广农业生产技术，鼓励官绅率先试办，以开化社会风气，以科学技术作为推动农业升级和产业调整的有效手段，是近代中国社会进行农业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特色。

中国不仅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且人口众多，在19世纪初已突破四亿大关，贫穷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更不用说职业培训，劳动者素质的低下制约了社会的发展。社会各界开始认识到，农民的贫困，根源在于他们没有能力接受教育和职业培训，“生齿日繁”，又缺少谋生之资，从而导致了社会的积弱不振。民富国本乃固，必须在各地创办专为贫寒子弟服务的艺徒学堂、半日学堂，以便教养相资。1906年，农工商部指出，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不同，学堂的种类也就各异，既要发展高等实业教育以培养人才，也要发展各种形式的初等实业学堂、实业补习学堂，尤需多设艺徒学堂，“务使全国人民知求学即所以谋生，欲谋生必先求学，庶国民不致视求学为高远难能之事，而各能自振其业，以为致富图强之基”（《学部奏咨辑要》465页）。同年清政府更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规定，无论城乡，每二三百户设一所半日学堂，“专收贫寒子弟，不取学费，不拘年岁。”到20世纪初中国社会逐渐认识到兴学与救贫、民富与国强的关系，开始将兴学作为致富图强的有效途径，试图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改变就业状况，增加就业机会，奠定国家富强的基石。这对我们今天同样不无借鉴意义。

历史进入新时期，近代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因此需要农业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使地主转变为农业资本家，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太平天国后期洪仁在《资政新篇》中提出的农业改革主张反映了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到19世纪末有识之士主张将“久荒之地，听绅民招佃开垦，成集公司，用机器垦种”，要求发展近代大农场。1901年在《变法平议》中，张謇明确提出“集公司而兴农业”的主张，建议先由官劝，有私人集股开垦荒地者，在税收上给予优惠。《三折》亦鼓励绅董集股开垦山地、海滩地、洲地，并在“十年之内，概免厘税”，同时提倡在新垦之地试种新物，采用新法，有成绩者量予出路。《三折》充满信心指出，长此以往，“地利既开，农学之效自见，风气一开，仿行必众，其为益于国家者，宏且远矣”（《光绪政要》卷27）。发展近代大农场是对传统农业在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方面的突破，体现了中国农业的发展趋势。

近代农业的发展，需要以科学技术作为动力，也需要社会的联络、组织，从而在资源、人力上取得优势。19世纪末社会舆论即要求设立农会，农会附设学校和试验场，刻印书报，培养人才，讲求新法，研究新理，传播农业知识。《三折》也提出了在各省省城和府厅州县建立农务总会和分会的建议。农工商部进一步指出，成立农会有利于开通知识，改良种植，联合社会。创立农会的动议及其实施有利于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密切政府与民间的联系，以及普及农业知识。